现在唯一缺乏的就是一个规范
“虽然我们还没有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但类似的个案救济其实一直在做。如乌鲁木齐市政府曾对１９９９年乌市爆炸案的受害人或其近亲属予以经济救助；石家庄市政府曾对２００１年石家庄市第二棉纺厂爆炸案的受害者及遇难者家属发放补助；邱兴华案的被害人也获得了当地政府的救助。”刘志远和他的同事最近的一项工作就是受中央政法委的委托，对目前全国刑事被害人获得救济的情况进行调研。刘志远向记者介绍了他们最新的调研成果——
全国首创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的是山东省淄博市。２００４年２月，淄博市委政法委联合市中级人民法院设立了刑事被害人经济困难救助资金，由市财政拨款３０万元，法院从罚没款中拨出２０万元以及社会捐赠资金共同组成。三年来，先后有９人获得了共计２６万元的国家救助资金。
从全国范围看，目前浙江省开展刑事被害人救济工作力度较大，成效也较为明显。如台州市去年８月建立了司法救助工作委员会，截至今年３月，已救助刑事被害人共５６件１８１万元，救助的基金来源主要是政府拨款。２００７年，浙江省各级政法委及司法机关已经全面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专门制定了《司法救助专项资金使用办法（试行）》，并从省委政法委设立的总额为每年１００万元的司法救助专项资金中，申请到了总额为每年２５万元的省检察院司法救助专项资金，并于３月份对一名刑事被害人给予了５万元的司法救助。日前全国已经开展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并建立专项基金的地区还有：四川省绵竹市，山东省青岛市、胶南市、临沂市等。另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的工作报告介绍，全国已经有１０个高级法院开展了刑事被害人救助试点工作，２００６年共为３７８名刑事被害人及其亲属发放补助金７８０余万元。
刘志远说，这些地区近年来在刑事被害人救助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使不少生活无助的被害人感受到政府的抚慰和温暖。但是，这种探索和尝试存在不少问题：一是不规范，随意性大。基本是为解决信访问题而开展的一项临时性、应急性的工作，补偿金额也存在不确定性，闹得厉害就多给点，闹得不厉害或不闹的，就少给或不给，这种补偿虽然能够解决个案，但对从根本上解决刑事被害人的经济困难问题没有太大作用，而且极易滋生其他问题。二是覆盖面很窄。由于国家补偿是一项只做不宣传的工作，相对于庞大的刑事被害人群体，能获得国家补偿的只是极少数。以山东淄博为例，２００４年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以来，只有９人获得救助，而仅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５年１１月，淄博市中级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未能执行的就有７０３件，获得救济的比例不足２％，而这还不包括犯罪人无法确定的刑事案件被害人。
２００５年初，湖南邵阳的廖振华拿到了政府筹措的１２万元特别救助后，停下了他十多年不息的上访脚步。
２００７年１月，山东淄博一位父亲被歹徒绑架杀害的大学生，从法院领到了两万元救助金，她说，“我可以到父亲的坟头对他说，女儿今年的学费，爸你不用操心了。”
情理之中只有走向法度之内，我们今后才可能看到更多这样充满悲情却不失温暖抚慰的镜头。
５月１７日，刘志远向记者透露，２００７年，全国人大已将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法列入预备立法项目。对于致力于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人们来说，这无疑是个令人鼓舞的消息；而那些因犯罪陷入生活绝境的被害人，也许由此将真的看到向死而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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