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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员公务接待每年吃掉一个三峡工程
世界法制报道LAW.ICXO.COM ( 日期:2005-12-21 11:52)
 


 
2005年1月4日湖南资兴市委下发文件,正式实施《资兴市公务接待制度改革办法(试行)》。1月份,全市公务接待费仅为34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了84万元。据市委副书记李太海介绍,此项制度实施后,资兴市仅公务接待费用一项可以比2004年节约20%,10个月少吃392万元,全年公务开支可控制在1100万元左右。(12月19日《人民日报》)

数据显示,全国公款吃喝开支1989年为370亿元,1990年达到400亿元,1992年超过800亿元,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2002年达2000亿,等于一个三峡工程!笔者根据8年翻一番的增长速度来测算,2005年的数据应该不低于2500亿,等于全国农村教师6年多的全部工资。无疑,这是不折不扣的“在吃中国”:官员把中国给吃穷了。


资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美好的设想:假若全国都推行资兴的改革之法,每年节省20%的吃喝费用,4年就可以再建一个三峡工程。可是我知道,如果真的推广资兴的改革之法,“4年再建一个三峡”的愿望却注定会落空――正如在全国上下都呼吁遏制公款吃喝的情形下,公款吃喝数据却一路攀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资兴的改革之法说白了仍是“人治”,换一届领导就有可能让所有的改革成果前功尽弃。我们又怎能期待全国官员都如此深明大义呢?如果这样的话,那吃喝之风根本就不会出现。


公款吃喝有个更委婉的说法叫“公务接待”,可让人闹不明白的是,究竟啥叫“公务”呢?显然,现有的改革举措都只在接待开支的奢侈度上做文章,而并没有触及“公务”的范畴问题。一旦我们着重思考后一问题,我们会发现:“公务接待”本身就是一个并不必要的存在。


现有体制下,有领导签字的账单就是“公务接待”,有领导签字的发票就能报销。可实际上“公款大嘴”有多少吃的是真“公务”呢?就拿资兴为例,一个月原来“公务接待”要花掉118万元,都用来接待谁了?报道中有这么一句话:“听说记者又来采访公务接待改革,资兴市委副书记李太海很高兴,让工作人员转告:他要请记者吃饭。”虽然这顿饭只花了不到200元,其用意可能也是为了让记者“亲身体验”改革实效,可我还是纳闷:请记者吃饭是书记自己掏钱,还是划入“公务接待”?答案自是不言而喻。


因此,要想公款吃喝有个彻底的改观,不是在外界根本无法监督的奢侈度上做文章,而是应该直接革了“公务接待”的命,对“公务接待”进行出售式改革:除极个别的特殊接待,经同级人大会同意由官员行政经费承担外,其他一切交由官员个人承担。而且,按照时评家曹林先生的分类,这种出售式改革必须是非赎买式的,即不能因此对官员进行额外的货币化补贴。对“公务接待”进行出售式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澄清“公务”范畴,让非公务行为的报销制度“报销”。实际上,一些西方国家也正是这么做的:公款接待既不会被列入财政预算,餐饮发票等也不会成为报销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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