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哲文曾亲手修补残损的长城，五十多年来，罗哲文走遍了长城每一个重要的地段，也几乎走遍了我国主要的古建筑遗址。无论是做政协委员，还是做古建筑专家，他都一直在为保护文物而奔走呼号。
梁思成的为人治学影响他一生
１６岁的罗哲文认真绘画的模样以及出众的绘画天赋感染了建筑大师梁思成，梁思成决定由自己亲自向其传授技艺。
１９２４年，罗哲文出生在四川宜宾一个农民家里。１９４０年，１６岁的他考入中国当时惟一的古建筑研究团体——中国营造学社，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是该学社的主要成员。
刚进入营造学社的罗哲文协助整理资料并测绘古建筑，那时的他还是个贪玩的孩子。一次，他闲来无事在地上画画，陶醉其中的模样感染了恰好路过的梁思成，梁思成让他画个民居建筑，罗哲文所表现出来的才华和天赋让梁思成当即决定：由自己直接传授绘图技艺。这样，罗哲文成为梁思成的亲传弟子。
梁思成对罗哲文寄予厚望，像削铅笔、擦橡皮这样琐碎、细小的环节，他都耐心地向罗哲文传授经验，使罗哲文从入门起，就接受到最规范的训练。梁思成把罗哲文引入了广阔的建筑艺术殿堂，他和罗哲文谈线条的艺术性、图纸的艺术性，罗哲文领会着建筑艺术的美，开始着迷于古建筑研究。
师母林徽因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帮他补习英文，多年后，罗哲文惊奇地发现，自己查阅、利用英文资料居然得心应手，而这得益于林徽因为他打下的厚实的英文功底。
梁思成是传统知识分子，一生踏踏实实治学、朴实无华做人，对金钱、地位没有奢求，梁思成为人、治学的精神影响着罗哲文，“勤勤恳恳做点事情”也成为他做人的标准，古建筑研究和保护成为他毕生追求的事业。
时隔半个多世纪，罗哲文回忆起当初的情景，依旧动情：“他们很爱护年轻人，给我印象很深。我现在也是这样，想方设法帮助年轻人多学点东西。”
做修复长城的工匠
面对北京金山岭长城的单面墙，罗哲文利用山羊把砖驮上去，他说：“一只山羊能驮两块砖，天下的事，只要下定决心没有做不到的。”
 新中国成立后，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提出修复长城。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找到只有２８岁的罗哲文，让他负责，先行制定长城的勘察规划。
接到任务的罗哲文感到光荣、兴奋，连夜和几位助手筹划行动方案。他发现，长城虽然分布范围很广，但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保存完整的段落已不多。他建议，首先选择山海关、居庸关、八达岭三个重点段进行勘察、维修。
建议得到批准后，罗哲文和他的助手开始了艰苦的实地勘察。通向八达岭的山路异常崎岖，随时有掉下山谷的危险，他们从老乡家借来毛驴，走上大半天，才到达山顶，那时天已全黑，他们枕着荒地、吹着寒风，和衣而眠。
渴了喝山泉，饿了啃干粮，罗哲文和他的助手们废寝忘食地工作，得到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三个月后，回到北京，罗哲文连续加班几天，拿出一份针对八达岭长城的维修计划，绘制了草图，并带着草图请老师梁思成审定。
病中的梁思成看完草图后，感到很欣慰，他当即在图纸上做了审定签名，并附上维修意见。罗哲文完好地保存着这张珍贵的图纸，他说：“老师提的意见，对我以后几十年的文物维修工作都具有指导意义。他说古建筑维修要有古意，要‘整旧如旧’，不要全都换成新砖、新石，不要用洋灰；残断的地方，没有危险、不危及游人安全的就不必全修了，‘故垒斜阳’更觉有味儿。”
依据“整旧如旧”的标准，罗哲文提出了修复长城的办法：广泛搜集坍塌下来的城砖。用原有材料修复，以保持长城的本来面貌。一块块城砖隐藏在沙土、山沟、树丛、淤泥，甚至是老乡的家里，搜集旧砖的工程花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因为石头松动、脚踩空、手抓着的树木折断等突发险情，罗哲文和他的助手们多次经历。
修缮后的八达岭长城在１９５３年国庆节向中外游客开放，此后，嘉峪关、金山岭等处长城也得到维修。面对北京金山岭长城的单面墙，罗哲文只能利用山羊把砖驮上去，他说：“一只山羊一次能驮两块砖，天下的事，只要下定决心没有做不到的。”１９８４年９月，罗哲文的足迹又留在了慕田峪、司马台、九门口、玉门关等长城上。
罗哲文是修复长城的工匠，也是研究长城的学者和大师。他的研究，不仅靠资料，更注重现场调查，他说：“文献可以参考，但必须结合实际。”五十多年的实地考察，罗哲文爬过很多尚未修复的长城，“有一些地方单用脚上不去，要手脚并用，上面抓着，下面蹬着，才能上去。我曾经也差一点摔死了。”
修复让破败的长城再次以巍峨、壮丽的姿态震撼世界，罗哲文严谨治学的精神感动着与他共事的朋友。而他自己，也从一个青壮小伙成为耄耋老人。
周总理让马路拐了个弯儿
梁思成手执罗哲文拍下的照片和收集的资料，向周总理面陈保护团城建议。周总理最后拍板：马路拐个弯儿，保留住价值连城的团城。
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之后，中国营造学社从宜宾搬到北平，梁思成筹建了中国最早的建筑系——清华大学建筑系，中国营造学社更名为中国建筑研究所，也搬进清华大学，罗哲文离开四川来到北平，进入清华大学学习。
１９４８年底，解放军包围北平并派人找到梁思成，表达要保护文物古迹的强烈愿望，这让梁思成既激动、兴奋又惊讶不已，他和妻子林徽因连夜在军用地图上一一圈点出禁止炮轰的古建筑，这期间，罗哲文一直跟随他们，协助完成这张特殊地图的绘制。
北平和平解放后，共产党再次派人向梁思成请教在解放战争中如何保护全国的文化遗产，梁思成非常赞同和支持，由他亲自指导，罗哲文直接参与编写、刻印、装订的长达１００多页《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仅用一个月时间就编印完成。这本简目，列举、标注出全国各地需要保护的重要文物，对在解放战争中保护文物和古建筑起到了切实作用。
有个叫团城的古建筑，位于北京古城中心，是辽、明、清等历代都城建筑的重要历史见证，是北京古城最精华的部分。１９５３年，一些主管部门为了贯通阜成门到朝阳门的东西马路，要拆除团城，罗哲文夜以继日对团城进行实地考察和现场拍照，写文章、附带照片发表在报刊上，希望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梁思成心急如焚，最后手执罗哲文拍下的照片和收集的资料，向周总理面陈保护团城建议。这些浓缩着团城精华的图片和资料引起了周总理的注意，他两次到现场考察，最后拍板：马路转个弯儿，保留团城。
为保护文物奔走一生
“走的地方、做的工作、写的报告、提的意见太多了，政协的提案和发言也写得太多了，数也数不清。”虽然这些提案、报告和意见数不清，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关于文物保护的。
罗哲文是文物保护的工匠，也是文物保护的大师。已故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单士元、９０岁高龄的郑孝燮和罗哲文被称为文物保护界的“三驾马车”。罗哲文介绍：“我们都在营造学社学习过。几十年了，我们三个一起，为了保护文物和古建筑，到处救火。”
“在全国政协的时候，每当文化组开文物保护会议，郑老、单老和好多老专家、老学者都会过来，大家对文物和古建筑保护都很热心。全国政协每年都组织委员和专家考察、调研文物保护工作，很多老专家、老学者都跟着一起去考察。”罗哲文对很多事情，都记忆犹新，有些地方，去过很多次。不被人理解的情况司空见惯，遭遇不友好也是家常便饭，罗哲文对这些都只是笑笑而过。
１９８５年春天，罗哲文、郑孝燮等政协委员联名提出《建议我国政府尽早参加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的提案，这份提案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此后，罗哲文参与了起草申报文本，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２２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由此，中国成为世界遗产的缔约国。１９８７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１１次大会上，我国申报的包括长城在内的６个遗产地全票通过，均被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罗哲文说：“世界遗产是一个国家的光荣，一个民族的骄傲，更能够唤起人们对祖国的认同感。”
在考察实践中，罗哲文发现，保护古建筑离不开周围的环境，像洛阳、西安这样的古都，倘若单独保护一个古迹，很难奏效。于是，他和一些专家提出“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的建议，作为政协提案。
基于我国世界遗产地方管理的弊端，罗哲文希望我国能够借鉴美国由联邦政府直接管辖的做法，罗哲文和多位政协委员提出“世界遗产由国家统一管理”的提案。“目前，有些热门景点乱收费、乱涨价、疏保护，反映了由地方管理世界遗产的弊端”，罗哲文拿出有关景点门票涨价争论的报道说，“一张门票二三百元，实在是有些贵了。认识不到位、经济利益当头严重影响了遗产的保护”。
名城、名镇、名村、风景名胜区等都是罗老的考察范围。通过实地考察，一方面为那些认识不够、有顾虑的地区做工作；再一方面，将发现的问题写成报告、建议、意见直接递交相关部门。直到现在，８２岁的罗哲文还在全国各地奔走，在家里的时间很短，匆匆来，匆匆走，几十年来，他都是这样度过，他说：“走的地方、做的工作、写的报告、意见太多了，政协的提案和发言也写得太多了，数也数不清。”虽然这些提案、报告和意见数不清，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关于文物保护的。 □本网
| 
